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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。这不仅涉及到某个行业的调整,而是过去三十年支撑经济增长的整个体系正在经历换挡期。以出口为驱动力的增长模式受到外部压力,投资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无继续空间,且人口红利的消退速度超出预期,地方财政依赖的税收体系也在失去基础。这四个增长引擎几乎同时失去动力,这正是当下最紧迫的挑战——整整三十年的增长模式在多个方面都触及了上限。
2026年上半年,经济数据中出口表现最为抢眼:前七个月出口增长18.5%,为GDP贡献了2.6个百分点,尤为显著。但这其实是一个让人担忧的信号,因为出口的强劲恰恰反映了内需的乏力。上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只有2.2个百分点,投资则贡献了1.7个百分点,均处于历史低位。在这段时间里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仅为1.2%,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速接近零;甚至在5月,消费和投资同时出现了负增长。这种外需强劲、内需疲弱的现象,形成了鲜明的K型经济分化。
根本问题不复杂: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在40%左右,远低于美国的68%和德国的51.6%,甚至低于越南和印度。尽管人均GDP水平接近1.4万美元,但我们的消费率比这些国家低10到20个百分点。14亿人并不是不愿意消费,而是因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等缺乏信心而不敢消费。2026年以来,居民贷款减少,存款持续攀升,显示出人们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,这反映了对未来的深切担忧。 龙8头号玩家
转向消费驱动的口号已喊了多年,但直至今日才意识到,这不仅仅是选择,更是生存的挑战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.0%,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,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,其货物贸易顺差在2025年将达到1.06万亿美元,此数字本身就表明外部压力的上限正在加低。当外需面临着较低的天花板时,内需却迟迟无法抬升,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不容忽视。
不仅是出口转向消费简单的欧美消费行为,围绕生产建立的制度也需进行根本性变革,包括税收体系。财政部在2026年8月发布的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拟合并多个地方税种,而消费税的改革也在加速进行。这样的调整不仅是税务上的变动,更是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——从生产地原则转向消费地原则。
过去地方政府的运作基于招商引资和扩大生产,但当消费税构建起新的税收逻辑后,地方政府也将从追求“多少厂房”转变为关注“居民消费”的状况。这场变化虽潜移默化,却将重塑地方治理底层逻辑。 龙8头号玩家
然而,转型的阻力也十分巨大。征管难度上升,意味着需要管理成千上万的零售商,相比以往的生产企业,成本大幅增加。同时,消费大省与传统制造大省之间的财力差异,将对区域财政均衡构成挑战。更重要的是,消费税的改革效果依赖于消费本身的活跃程度,若消费率不提高,税收的转移仅是变更资源分配的方式。
如果说出口和税收的转型能通过政策加速进程,那么人口的转型几乎没有回头路。预计到2025年,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.23亿,而新生人口却锐减。总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,这意味着劳动人口迅速减少,负担增加。年轻人这一经济活动的主力军正在以每年约600万人的速度降低。同时,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也在快速扩大,预计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。